紀錄片：「阿草向前衝—翻轉商品化婚姻中的女性圖像」
作者‧剪輯‧攝影：許英慧
導讀: GK
(狂賀本片入選2006女性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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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籍配偶的興趣始自2005年春，與某學術前輩的一席談話：「那個外籍新娘問題太嚴重了，尤其中南部更嚴重…爸爸幫兒子去越南印尼娶媳婦、娶了以後全家一起用、家暴啦、亂倫啦、什麼都有。那個外籍新娘當然受不了啊，就逃跑了，然後反正爸爸有錢嘛，再幫兒子娶一個。…妳去看看中南部的法院，這種情形太多了。…」 於是，我真的找了一些跟「外籍新娘」有關的地院判決，都是請求離婚的，寫了一頁短短的摘要。 倩怡看過之後，有點意見：「老師，這個問題有那麼嚴重嗎？我們那裡外籍新娘很多啊，也沒有像妳寫的這樣啊。」
啊，既是這樣，那太好了，我就請倩怡幫我介紹了雲林永光村裡願意接受訪談的外籍配偶。 就這樣，我們認識了阿草。29歲，來台灣四年多，生了兩個女兒。在當地生意最好的麵館工作，與公婆同住，小孩請公婆照顧。「如果阿草願意相信妳、願意跟妳聊，那就太好了。我們這一帶，她算是很活潑很愛交朋友的，她一定可以給妳們很多資料的。」倩怡這麼說。
2005 年8月1日晚上，與阿草初相識的那天晚上，我們在倩怡家等了一個多小時，阿草都還沒出現。（這個村裡在晚上沒有咖啡廳、冰果店那種適合聊天的地方，倩怡慷慨提供她家客廳讓我們進行訪談。）
原來是阿草當媒人，介紹在地她認識的待婚台灣男子與她娘家那邊也認識的越南女子「對看」。有一對結了婚，夫妻口角，阿草這晚跑去做「售後服務」，排解夫妻吵架，所以才遲到了。 初訪談的那幾次，阿草描述她的婚姻和家庭生活、在麵館工作的狀況：「早上我起不來啊，所以公公會煮早餐…」、「麵店捧麵很辛苦啊，妳看我手都腫了，所以萱萱不讀書，我都會跟萱萱說，不讀書就要像我一樣去捧麵，看妳要不要…」、「我回去（越南）好幾次，（問：那怎麼有錢回去？）…我幫人家介紹啊，然後不算介紹費，但要幫我出機票錢啊，也可以拿些東西回去賣，這樣回去都不要錢啊…。」從這些生活片段，我推翻了原先學術前輩的一席話，也認同倩怡說的，外籍配偶的狀況，其實也不像報章雜誌說的那麼糟啊，我暫時小結著：因為阿草出去工作賺錢、有固定收入，也不藏私、非常幫忙家計，這為她贏得了在公婆家的地位。
認識阿草的時日漸久，她偶爾也會主動聯絡打電話來吐吐苦水，傾訴一些她生活裡所發生的，跟大多數人一樣會遇到的麻煩事：女兒生病、先生莫名其妙捲入官司、婆婆被拉保險的騙錢等等。生活中讓她最煩惱的還是錢：「妳看，小孩生病住院、再過幾年要上學補習，每樣都會用到錢…」、「我也知道，如果我沒有結婚的話，我可以工作、不用擔心先生、我會過得比現在輕鬆啊」、「老師，妳們都還沒有結婚呴？…其實女人也不一定要結婚啊…」。雖然生活有這些煩惱，大部分時間阿草都表現的很開朗。
有次聊到工作，她說她比較喜歡出外工作，如果只是在家帶小孩，她會覺得有點悶。以前在越南，她也幫忙賣麵過。阿草說得興起，眉飛色舞地唱了兩句陳雷的「風真透」：「今仔日風真透，頭家的面臭臭…」還說這是同事教她唱的。她說，在麵館工作雖然辛苦，但她覺得薪水還算不錯，比較惱人的就是有同事會看不慣她是越南人，向老闆或其他同事在她背後抓抓耙子，找她麻煩。 於是，透過阿草，我對「外籍配偶」這個題目的認識，彷彿走過迴旋梯，每過一層，體會與認識都不一樣。層與層之間，時常有著大相逕庭的轉折。
最先對「外籍配偶」的認識，僅止於離婚判決裡面的外籍配偶、夏曉鵑教授「流離尋岸」裡面的「外籍新娘」與相關文獻裡面顯現出來的是「他者」，被「外籍」與「女人」這兩個元素牢牢抓住的「他者」，被經濟、階級、性別、種族等層層鑲嵌、印記的「他者」。
但自從認識了阿草，從她和她家人的生活，我看到認真計算的女人生活智慧、堅強打拼的努力，還常透過阿草她興高采烈唱出的歌，呈現出她生活的一種樂觀、有情義的情調。 例如她很愛唱的、據說是老公阿誌熬夜一字字教出來的、也曾在七夕情人節獻唱給老公聽的「家後」與「月亮代表我的心」。
如果跟阿草的交情，只持續到這一節，大概整部紀錄片就會變成：洗脫「外籍新娘」的污名後的越南妻子與台灣夫婿，從此在農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我可能會下結論認為，媒體與論述對於「外籍」與「女人」充滿著偏見與焦慮，所以產生出幾乎是兩極化的立場，而那不見得都是正確的。在兩極化的論述裡，要不是認定對外籍新娘總是低人一等，不識字又貪財，才會嫁到這裡；就是要為外籍配偶正名、去污名化、並且盡力協助與輔導。認識阿草以後，我卻以為，我見到的外籍配偶也跟一般台灣家庭一樣，過著有辛苦有快樂的家常日子。阿草，跟大多數的已婚台灣女人一樣，起早眠晚，為整個家貢獻著孩子、金錢、勞力、責任感與愛心。這份異國婚姻與台灣家庭，給了她一個「男有分、女有歸」的位置：相親相愛蠻有話聊的先生、可愛的子女、與堪稱明理的公婆。
但是，日子不斷的往前走，阿草繼續經歷著種種事件。生活裡有爭吵也有眼淚，並非從此無風無浪、幸福快樂。 有時阿草在我們面前ㄍㄥ不住了，為了老公阿誌被騙還可能要多花冤枉錢來擺平而著急哭泣。有時因為同事講話太欺侮人，而氣餒到揚言說不爽不想去上班了。 於是我想問，如果我以為自「外籍」與「性別（女人）」這兩個因素出發所建構出來對「外籍新娘」的污名、焦慮與偏見，不足以說明阿草的狀況，那麼阿草的故事到底還告訴了我們什麼？ 從這部紀錄片，我們還看見了什麼？ 如果交換是關係建立的本質，則婚姻無疑是其中交換得非常深刻的一種。
而所謂「商品化婚姻」就不應只是在台灣的外籍配偶所遭逢的困境了。 以愛為名的妻職、母職、媳婦之職，鐫刻在每一位婚姻中的女性身上。而原生的外籍身分、台籍夫婿的經濟階級、語言與文化的隔閡，加重了實現這些責任的困難程度。
當阿草因為想多賺點錢、想出去上大夜班，老公反對並且問阿草，「妳現在生活有讓妳痛苦嗎？為什麼發神經想犧牲跟女兒相處的時間出去上大夜班呢？」阿草說，「是痛苦啊，擔心以後會需要更多的錢就會很痛苦啊。」老公又說，「妳都把孩子啊家庭啊所有事情攬在身上，當然會痛苦啊。」阿草大聲回說，「這些不是痛苦，這些是責任！」 時時刻刻持續著的生活，踩著腳踏車飛奔在家裡、工廠與麵店的每一天，不是媒體或論述所能完全涵蓋，也並非各類理論派別所可以盡情詮釋。
這部片反問了我們，「外籍新娘」被污名化的困境、被多重擠壓的難題，是不是完全無可翻轉？ 在阿草答答向前的腳踏車聲中，她鼓起勇氣向前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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