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別前的告別/葉啟政

從郭笑芸導演那邊看到葉啟政的退休感言，是他回顧學術生涯的感想。他對教學的感觸裡有一份謙沖和自律，某種程度我也同意使命感的確是某種干預性的介入，但已經在這個位置上，撇清介入和干預其實太天真也太矯情，甚至可以成為一種不負責任的託辭。當然這是一種平衡，問題在於平衡的基準在哪裡、條件是什麼、對象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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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在學術領域來說，這樣的自我表白，毋寧地是對著韋伯所說之學術做為志業的說法的一種另類詮釋，也是一種另類的對話。在我所理解的架構裡，學術做為志業的說法，乃是企圖讓大學教授對其生涯的期待走出無奈而流俗地向體制無條件屈服之「職業」角色所設定的慣性，而有著更深厚根植之文化性的自我期許與肯定。按照韋伯的意思，這是一種倫理性的說法，有著恢宏的心志意圖與心理期待的，然而，卻剔透出一種謙虛的態度，因為他並不強調大學教授一向自許之作為知識分子的強烈「使命感」，甚至對它還是質疑著。依我個人的見解，以去除「使命感」、或謂以對「使命感」質疑的態度來確立學術倫理觀，基本上是強調具自我反思與自我節制的戒慎修養態度，是一種美學的轉折表現，於是乎，倫理與美學產生了交集。在今天這樣一個如 MacIntyre在其著《德行之後》中所意圖指出的倫理被個體化的時代裡，這樣的交集無疑地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對我個人而言，三十年來，這樣企圖在倫理與美學之間謀求某種的統一，更是一再實驗、也是嘗試證成的生命目標。

這也就是說，三十年來，我一直對自己所扮演之職業角色調整著自我期許的方向。已經有一段相當的時間，在態度上，我已是相當堅定地認為，不能以學術作為一種企圖創造歷史與改變社會之「使命感」職志的恢宏期待來看待自己在大學教書、寫作的工作。沒錯，承擔創造與改變時代的使命感，一向即是知識分子宣揚、也是肯定自己之社會角色的重要自我期許。然而，我總認為，處在這樣一個一切價值被懸擱而個體性高度膨脹的所謂「後現代」的歷史場景裡，這樣的期許，當然依舊令人感到偉大，也應當給予以尊敬，但是，我總覺得太過沈重，尤其，它有著一不小心就會造孽的風險，自認難以擔當......。